儒家“德治”思想的启示

儒家的“德治”思想源远流长，其理论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正、反两方面的经验。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加强道德建设，可以提供某种历史鉴借和启示。

儒家的理想政治是以尧舜时代为代表的“大同”之世。从历史传说看，中华大地在上古之时已经是“天下万邦”，人口众多，华夏先民为了回应共同面临的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，在幅员广阔的地区建立了相对统一的部落联合体，而尧舜开创了一个“公天下”的德治传统。当时所谓的“德治”是以平等共生的理念处理氏族、部落、邦国之间的关系，它的最高表现就是“协和万邦”。《尚书》说尧能由近及远地团结天下人民：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；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”儒家关于这一历史传说的记述，反映了中国原始共产制时代的史影，同时也寄寓了儒家的政治理想。原始共产制时代一去不复返了，而先秦诸子百家所直接面对的已不再是“以德兼人”的时代，而是“以力兼人”的时代，正如韩非所说：“上古竞于道德，中世逐于智慧，当今争于力气。”由此而有政治思想上的“德、力之争”。任德不任力，是原始儒家处理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准则。但单纯注重道德，忽视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，导致奉行儒学的诸侯国先后灭亡。而法家任力不任德，也导致声赫一时的秦王朝迅速灭亡。汉代的儒家调整在德、力之争上的观点，主张德、力并重，既要重视道德，也要重视国家的实力。如王充总结说：治国之道，一曰养德，二曰养力，要“文武张设，德力具足”，“外以德自立，内以力自备，慕德者不战而服，犯德者畏兵而却。”

德治是相对法治而言的，历史上的法治实际是指刑治，与现代法治的意义不同。史称，周代《甫刑》规定墨刑、劓刑、髌列、宫刑、大辟之刑共有三千律条，所谓“五刑之属三千”。秦用商鞅之法，增加肉刑，有凿颠、抽肋、镬烹之刑，连坐之罚，诛灭三族。秦始皇时，“赭衣塞路，囹圄成市，天下愁怨，溃而叛之。”汉初用酷吏治民，“法出而奸生，令下而诈起，一岁之狱以万千数。”历史证明，单纯以刑法治国，是治理不好国家的。

以后汉朝政治开始推行德教，提出“以孝治天下”，取得了政治收效。将树立孝道观念作为培养仁爱精神的根本，涉及一个教育心理学基础的问题。道德规范要求是自觉的、长久有效的信念，如果少时灌输的思想和道德观念，长成即抛在脑后，那就是教化的失败。儒家明确提出“立爱自亲始”，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，就很难谈得上爱别人，只有具有爱自己父母亲人的真挚感情，才能把这种爱推广于社会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”推己及人，将心比心，由此而形成社会道德的通则。

儒家提倡“德治”，主张以思想教化为主，这对于当时实行的繁刑苛政而言，是一种进步。关于“德治”与“法治”的关系，孔子有过精辟的见解。他认为，单纯用行政命令来指导社会，用刑法来约束民众，民众虽然能暂时避免犯罪，却不懂得犯罪是可耻的；而用道德来引导民众，用礼仪约束他们，民众有了羞耻心，也就会遵守规矩。孔子倡导“德治”，也不是不要刑治，而是主张德、刑并用的。后世由于过分强调“德治”，也带来法治思想不发展的弊害。